一个土耳其朋友对欧洲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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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9-23 15: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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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来自土耳其的法蒂邀我咖啡。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讲着一口非常标准的中文。他来自伊斯坦布尔。目前他在华南的一所重点大学研读国际政治硕士。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他撰写了一部著作,即将出版。

他告诉我,他热爱中国。中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卓越的经济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而且,中国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在不依赖西方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并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大国。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他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土耳其外交的一个千古难逢的机会。

真正意义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实还是少数,全世界大概只有50-60个左右。而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都处于一个攀附的状态,千方百计地向西方示好,甚至不惜让渡主权与国家利益。尤其是后冷战时代,在“西风劲吹”的情况下,更是没有其他选择。即使是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也在90年代中期拼命讨好西方。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法蒂对西方——尤其是欧盟——非常不满。在我看来,这也许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的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曾经说过,土耳其只能加入欧洲,进入现代文明,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当时,作为一个新兴的世俗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国,土耳其的申请也被欧盟所接纳,纳入考虑范围。

关于土耳其的“入欧”,催生了许多讽刺漫画关于土耳其的“入欧”,催生了许多讽刺漫画

“之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土耳其人满心以为欧洲会接纳我们,但时间不断流逝,欧盟对我们总有诸多的挑剔。”法蒂说,“一下子过去了50年,一些比我们晚得多递交申请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拉脱维亚等,也成功入选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等消息。当年热心期盼的青年,如今都已经成为老人家了。”

在入欧这件事上,欧盟是忽悠了土耳其。

1959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C)建立正式关系,1963年土耳其通过《安卡拉条约》,取得“联系成员国”资格;1973年土耳其与欧共体签订了关税同盟的《附加草案》;1987年第一次正式加入欧共体。随后,土耳其入欧计划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哥本哈根标准令土耳其问题复杂化,其硬性的“人权标准”、经济问题等将土耳其拒之门外,一度令土耳其与欧盟关系恶化。2004年欧盟在会上提出,只要土耳其符合人权及民主指标,就可以重开谈判的大门。至今,土耳其入欧时间表依然没有着落。

就在今年的9月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与社民党领导人舒尔茨的电视辩论里说:“事实很清楚,土耳其不应该成为欧盟成员。”同时,默克尔还说:“除此之外,我会跟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说,看能否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同立场,以便终止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

默克尔的态度一向明确默克尔的态度一向明确

这个表态,听起来很无情,但法蒂倒是很释然。感谢默克尔最后说了实话。一个做了半个世纪的美梦,最后到了梦醒时分。轰轰烈烈的入欧行动宣告破产,那些亲西方的土耳其政治势力,如意算盘真的打错了。如今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很明显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强人。他绝不是西方国家所欣赏的那类领导人。

二、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在他的名作《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解释了土耳其的尴尬局面,认为其无法融入欧洲核心问题在于他的伊斯兰底色。土耳其在地域上属于亚洲,在文明上属于伊斯兰文化圈。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一语道破:土耳其是个与欧洲“有不同文化、不同处世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国家,土耳其入欧将是“欧盟的终结”。

梵蒂冈宗教领袖之一的拉青格枢机主教也曾危言耸听地说:土耳其的加入将彻底颠覆欧盟不堪一击的体系,使所有建立在完全一体化基础上的欧洲统一国家的希望成为泡影。再过十几年,欧洲就会成为“北非和中东的延伸”。他还指出:“欧洲是一个文化的大陆,而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其文化决定了他共同的特点。为此,土耳其在历史上始终意味着另一个大陆,永远与欧洲不同。”同时,拉青格枢机还谴责了一味追求商业目的,将两个大陆强行混淆在一起的错误做法。“用毁灭文化换取经济利益意味着丧失财富”。主教的话得到了欧洲保守派人士的支持。

有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手中获得发展的机会,比如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南非、卡塔尔,甚至中国。但也有些国家很难获得机会,甚至注定它就是一个被冷处理的角色,比如土耳其,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一系列国家。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视角,依附论则是另外一种解释框架。非西方国家总是难以真正融入西方世界,哪怕是融入了,也处于“相对被剥削”的地位。

法蒂对我说,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与西方文化截然相反的世界。西方倡导的自由主义固然吸引人,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享受到这种佳肴。成功的故事总是相似的,但倒在通往民主之路上的国家,则各有各的哀伤——或是在国际合作遭遇“玻璃门”,或是国内政治中被玩坏,或是经济上形成依附状态。市场经济与竞争机制带来的技术狂飙,造就了一批获益的新贵,但是带来了更多人的相对贫困,形成了更强大的民粹阶层。只是,这些阶层会不会成为一种颠覆世界的力量?

在此前我写的《请尝试去理解那些抵制圣诞节的人》一文中,就曾经提到过全球化进程中被遗忘的边缘群体。包括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事物,只是他们愤怒的一个宣泄口而已。全球化在今天之所以逐渐失去动力,很大一个原因是反全球化力量的飙升。那些反对者们可以打造各种话语,比如说,“民族的”、“本土的”,或者还有“抵抗文化侵略”——这些词在政治上都无比正确——来包装自己的立场。民族主义是一张很好用的牌,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三、

 

“与国际接轨”曾是中国发展的口号,但这里有个误区,就是“国际化”也许曾经是“西方化”,但现在却越来越难以划等号。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西方国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比如,在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发现,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里,有着他们广阔的市场。

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曾经提到一个词:“低端全球化”。他的说法是,“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与西方为主导的(所谓的)“高端全球化”同步进行的另一个变种,事实上,这不是变种,而是被西方学者所忽略的部分。当他们只关注跨国公司、摩天大厦时,却忽略了非法劳工、山寨品牌、廉价商品等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这也是一种被忽略的潜行力量。

学术界多年来一向被欧美学者所垄断,他们所定义的“全球化”,是发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高端全球化”。因此,当他们发现“低端全球化”潜行的痕迹时,发现“另一个世界”时,他们是非常惊讶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在没落。但于此,问题仍比答案多。特朗普时代,可以理解为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有可能继续衰落由此而一蹶不振,但也很可能在调整后重新崛起。由自由主义而派生的“普世价值”、“现代文明”等意识形态未来会如何,也是未知。但是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以“西方”作为人类发展对标的说法,能否占领舆论市场已经要打个问号了,而“高端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变弱。就土耳其而言,其国内民意的变化,若从当年的“粉西方”转向无视甚至敌视西方,也不再是一件令人觉得奇怪的事。

与法蒂的聊天中,他提到的一个概念是“中国浪潮”——当西方国家带着警惕的心态看待中国崛起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则会寻求另一种可能性,一种外交上的新选择。法蒂明确表示,“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把各个文明融合在一起才是正路。

有一位非洲留学生在课堂上说过,可以组建一个“反西方联盟”,让中国来当老大。这让我想到了某位著名学者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中国不是世界的老二,而是另一个世界的老大。”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的影响力如何?不久前热映的电影《战狼2》,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位非洲学生的话,也许是个玩笑,也许不完全是个玩笑。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在不同理念不同利益的驱使下,自然会有不同的版本。但中国给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呢?在抛向中国的鲜花之中,是否也会有陷阱?那些已经西方化无望的国家,他们的诉求,能不能回应,如何回应?

这些,都不是我与法蒂的咖啡时间可以聊得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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