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选择李鸿章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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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8 12: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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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像,摄于1871年李鸿章像,摄于1871年

一、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纶评价他: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任艰驭远,前古未有。功高取忌。性阔达,喜嘲谑,忌者益众,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险,若无事然。”[1]《清史稿》后来对他的评价是:“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禝之臣。”

重回曾国藩幕府之后不过数月,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降临到李鸿章头上。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请求救援。[2]

一开始,曾国藩想把这个差事交给刚刚拿下安庆名声大著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看来,让曾国荃改去上海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所吸引,一心要啃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夺取首功,因此断然拒绝了老兄的这一建议。

曾国荃此举成就了李鸿章。乞师的士绅一到安庆,李鸿章就意识到这是他独当一面的大好机会,看准机会,主动向曾国藩要求前往,“坚请赴申”[3],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有决心有能力完成任务。王闿运说:“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觖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4]

从资历上看,李鸿章担当主帅稍稍有点勉强。但是别人都不积极,李鸿章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取欲望,曾国藩遂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往救上海这件事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

正是上海成就了李鸿章的洋务之基。他在此与西方人密切接触,迅速了解了世界局势,眼界大开。特别是与洋人“会剿”期间,李鸿章见识了洋枪洋炮的神奇,因此不惜重资,通过上海这个口岸,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

除了军械,现代西方作战技术也是李鸿章学习的重点。江南大营虽然也引进了大量洋枪洋炮,但是因为没有引进西洋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而李鸿章却意识到西式武器与西方军队训练方法不可分割,必须“两者兼采,而不能采此弃彼”。所以淮军“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很快釆用了与西式武器相适应的战斗方式,营级步兵单位釆用线式队形或类似战术进行排枪齐射然后刺刀冲锋,营以上单位以及各兵种之间也能配合协同。在短时期内,淮军的战斗力很快就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位居第一。

李鸿章这一做法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左宗棠在浙江战场上同样见识到西式枪炮的威力,同样与釆用西方战术的“常捷军”共同作战,但是他却没有如同李鸿章那样尽改旧制,结果左军的战斗力渐渐落在李军的后面。

李鸿章在内治也方面也卓有成效。

上海官场风气极坏。“江苏吏治多趋浮伪巧滑一路”,李鸿章甚至认为江苏吏治之差是全国之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祸首是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谬省。”[5]

当时任署理江苏布政使兼管海关的吴煦,是王有龄派系,因此“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 [6]

虽然曾国藩一度主张李鸿章不要急于换人,但是李鸿章到沪后,还是迅速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吴煦的亲信六员,随后又免去吴煦苏松太道(即上海吴道)一职,换上自己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上海吏治为之一清。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不久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 [7]

别人不敢和外国人打交道,他到上海不久,就已经在洋人间游刃有余。中国人对他社交风采的评价是:“鸿章容貌堂堂,辞令巧善,机锋敏锐。”“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8]

他对外国人不只有笑脸,关键时刻也敢于翻脸。同治元年十一月,常胜军统领白齐文殴打中方官员杨坊,李鸿章立即奏上《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将白齐文通缉治罪。曾国藩称赞李氏的报告“精到刚大,良为经世不朽之作。其与若类思相要约一节,尤足折远人之心而作忠正之气。”[9]李鸿章在攻下常州后,进一步将常胜军解散,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观李少荃复奏遣撤常胜军一折,擘画分明,良戡乱宏才也。”[10]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表现非常满意,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11]

对李鸿章才华和能力的充分肯定,是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

二、

曾国藩对李鸿章满意,李鸿章对曾国藩感激,师生间合作亲密无间。但是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出矛盾。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

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赠嫁之资”。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他在致曾国藩函中,夸赞程学启“勇略皆裕,战守可靠,青浦非伊不能守亦不肯守,然援击之师亦非程不可,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12]

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隐讳地叹息说:“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葺,重干莫而薄铅刀,乃人情之常态。”[13]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其十分看重。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他致函说:“昨闻吾师檄调过淮,鸿章岂敢违令,惟官绅士庶、大小将领相顾愕眙,似于东南全局大有关碍。……鸿章与昌岐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岐每言,从此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 [14]

对此,曾国藩表示不能同意:“沪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质堂之不愿赴淮,与昌歧同。”为调黄翼升部一事,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歧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终于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两次索将之争,都以曾国藩的退让结束。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一贯风格:他在与人交往之中,习惯采取守势,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决裂。这也是他始终能团结众人,使湘军集团整体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也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15]。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16]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17]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这封信后,他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辞。

知道退步,顾全大局,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因此在供饷问题上,曾国藩对李鸿章总体上一直比较是满意的。与同是曾国藩一手荐拔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正在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情形相比,李鸿章显得更为顾全大局。

三、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高的具体体现。

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放弃了前往上海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荃人生中的一大败笔。推掉了上海之行之初,曾国荃自以为得计,暗自窃喜。但是后来他以不足之兵,攻过大之城,直到同治三年,还没能拿下南京。李鸿章则在成功防守上海之后,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赫赫,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获得了主掌洋务的基础。苏同炳说:“曾国荃不愿率湘军东援上海,帮助了李鸿章有机会崛起政坛。……其变化契机,则只在曾国荃的一念之间。” [18]

到了同治三年初,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南京依然屹立不动。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来南京会攻。因为西式武器武装起来的淮军攻坚能力此时已远胜湘军,淮军用“开花大炮”轰城墙,强于曾国荃一味死挖地道。

以李鸿章的过人情商,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藩,表明自己的态度:“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19]

从清朝全局出发,他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待时为佳。

曾国藩当然希望弟弟独占“首功”,但是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因此他在信中说得很委婉:“地洞定于六月初告成,国藩嘱其少待旬日,以俟雄师之至。……而所疑畏者亦有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20]说是湘军地道快要告成,曾国藩命曾国荃等淮军来了再一起进攻。实际上,如果地道真的告成,金陵就已经可以攻下,曾国藩“少待旬日”之说,是请淮军缓进的客气话;而“疑畏者两端”,即怕两军发生冲突,怕城下之日争抢财物,则更是暗示李鸿章不要来与湘军争头功、争财物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更加明确了旁观不动的原则。但是朝廷却等不及,于五月八日、十一日、十六日、十九日连降谕旨,迭次催促李鸿章火速进兵。李鸿章于是想尽办法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

他上奏说:

“臣自三月初二日出省督剿,阴雨泥淖,驰驱不息,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又,行营倥偬,本衙门日行文件,各台局饷厘要务,相隔较远,无从经理,久必废搁。俟常州防务布置粗定,交李鹤章就近妥商调度,仍即回省筹办一切,兼就医治。”[21]

他先是藉病回苏州,然后提出将部队休整二月;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奉寄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招,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22]

这番话,一是表述不肯分享曾国荃战功的态度;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进度,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

经李鸿章拖延会攻金陵数月之久,曾国荃终于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

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23]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直至决裂。只有李鸿章,与曾国藩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从来没有撕破过脸。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注:

[1](清)吴汝纶撰:《吴汝纶全集 一》,黄山书社,2002年,第215-217页。

[2] 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 “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

[3] 葛虚存编;琴石山人校订;马蓉点校:《清代名人轶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4] (清)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湖湘文库 湘绮楼诗文集 二》,岳麓书社,2008年,第34页。

[5] 曾国藩提示李鸿章,到任伊始,要学习胡林翼、左宗棠的做法,而不要学王有龄、薛焕的油滑习气,从做事入手,不要从人事关系入手:“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不宜学王公初莅浙任、薛公初莅苏任规模;宜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处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也。”

他还说:“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5修订版 书信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232页。

[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76页。

[7]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97页。

[8] (清)朱轼编:《历代名臣传》,岳麓书社,1993年,第757页。

[9]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

[10]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18 修订版 日记三》,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

[11](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7 修订版 书信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384页。

[1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110页。

[13](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616页。

[1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31页。

[1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270页。

[16]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5修订版 书信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17]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6 修订版 书信五》,岳麓书社,2011年,第324-325页。

[18] 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19]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10页。

[20](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 27 修订版 书信六》,岳麓书社,2011年,第628页。

[2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492页。

[2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316页。

[23]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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